李安:當你處於底層時,你總有機會目睹命運「青面獠牙」的一面

2019年02月07日     37,051     檢舉

【白櫻導讀】

家庭問題始終難解,為追求夢想,一個人要付出多少?

一起來看看李安的故事:

謙謙君子,溫潤如玉。

在華人影視圈,放眼望去,也許只有李安,才能擔當得起這八個字。

精光內蘊,靜而不躁;質地玲瓏,圓融無礙。

玉之諸德在他身上體現得尤為充分。

多年來,「圓潤」早已內化為他的一種人格,但我們容易忽略的是,若沒有「外圓內方」的持守,也不會有今日的李安。

「一代歌後」鄧麗君去世後,鄧家人一直希望能拍成《鄧麗君傳》,而對於導演的人選,鄧家人寄望的是李安,並於2010年已與之接洽。

但他沒有立即接手,原因種種,《鄧麗君傳》的拍攝被一再擱置。

用近十年時間去考量鋪墊,他的冷靜與慎重絕非自矜身價,而是,對華人歌壇一個神話的尊重,和對自己職業生涯的敬畏。

對於李安最近終於接拍《鄧麗君傳》,並被爆出已在低調籌備中,有資深影評家認為「只要是李安拍,我們就是放心的」。

比起其他大起大落,有巨片也有爛片的導演,李安的發揮始終維持著上佳的水準,這是他珍惜自己羽毛的地方。

作家潔塵在《找到了自我的人》中,如此評價李安:「他就是那種很早就確立了自我並遵循這種自我的人……確立自我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。確立之後的維護乃至於修正,同樣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。自我這東西,不加以維護的話,是會變形甚至丟失的。」

那些始終沒有丟失自我的人,遵循自我的人格和成長的路徑,是值得敬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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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雪芹的《回前詩》裡寫:悲喜千般同幻渺,古今一夢盡荒唐。

浮生若夢,悲欣交集。

只是有些人,會因為自己的主動性選擇,而讓生命中的「戲劇衝突」格外激烈。

李安的祖輩是江西的大戶人家,父親李升曾經官至教育部主任秘書。因為戰爭,李升舉家遷往台灣。

逃到台灣之後,李升被「逐出」家族,讓他「在台灣另立門戶」。

李安出生之後,李升對他的這個另立門戶之後的大兒子寵愛有加,同時又將「復興家業」的希望寄託在李安身上。自然對李安要求嚴格。

少年時代的李安

但成績並非出類拔萃的他顯然讓父親失望了。那時,他最鍾情的是藝術。

讀藝專時初登舞台,「一上舞台我就強烈地感覺到,這輩子就是舞台。遵循常規,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,但學戲劇,走的可能就是一條很不尋常的路。」

1978年,此前數學考過零分,高考兩次落榜的李安從「國立藝專」戲劇電影系畢業後,執意要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戲劇系,並沒有得到父親的支持。

儘管如此,痴迷於戲劇表演的24歲的李安,還是決然登上飛機,遠赴美國,選擇了電影作為表達自我和實現自我的終極方式。

此後20年間,父子對話不超過100句。

2006年,李安憑藉《斷背山》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,領獎的時候,他提及因在《斷背山》籌備期,未趕上回台灣見父親最後一面而幾度哽咽。

拍攝《斷背山》時的李安

年少意氣,有時會敗給時間和命運。

來得及的彌補,是慰藉;來不及的反哺,是遺憾。

在電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有一個情節,男孩派在船上孤獨面對風暴時,朝著洶湧肆虐的海面大聲呼喊「爸媽,對不起,我沒能見你們最後一面」。

那一聲,其實也是他對故去父親的呼喚。

李安與父親

父親儘管不同意他搞電影,但並沒有像獨斷專行的暴君一樣強烈干涉,讓他的堅持得以順利實施。

在多年後他拍的類型電影裡,表現家庭倫理和親情的電影佔了相當的比重。他把心裡的愧欠和自責,溫暖和期待放置其中。

電影是一種表達,繪畫、音樂、文學,及一切其他的藝術形式都是。

藉助這個幽徑,我們傾訴與釋放,尋找與寄託,並最終獲得撫慰與療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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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當李安來到美國,他發現自己登上的,並不是理想的彼岸。

在伊利諾伊大學求學期間,他還是那個找不到存在感的人:「在我生活的環境裡,我的自尊一直很低,從台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,到了藝專,社會上又覺得不是好大學。畢了業,服兵役剃光頭,又被女朋友甩掉。

到了伊大,都是美國人,話也聽不太懂,朋友也沒法交,個子比老外瘦小。雖然努力地吸收,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,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,好像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兩年之後,李安完成了戲劇學學士學位,去紐約大學藝術學院攻讀碩士,和斯畢克·李成了電影製作班的同學。

大學時期,李安在演默劇

1980年-1983年,成為他人生中的一段幸福時光,「一到電影系,就不一樣了。因為一拍片就很快樂,會想很多點子實驗。」

他的畢業作品《分界線》,在紐約大學影展中獲得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,還被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·莫里斯人邀約,希望他留在美國發展。

李安於是留了下來。但接下來的6年,當他躊躇滿志,想一展長才時,面臨的卻是直插谷底的挫敗。

他最初想靠劇本創作叩開好萊塢的大門,每一部都窮極所思,但總是被賞識卻不被買單。

好不容易有家看好他的製片公司說要請他親自做導演,把本子拍出來,但最後還是泡湯了!

所以,從1984年到1990年,是李安生命中最痛苦徬徨的時期。他在美國當了6年「家庭煮夫」:負責帶小孩、買菜做飯。

李安畢業照

這期間,他「偶爾去幫人家拍片,看看器材,幫剪接師做點事,當劇務等等,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……

為了身份,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,做得很笨拙,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,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凶我:『敢擋?我找人揍你!'」

世態種種中,有一項是,當你處於底層時,你總有機會目睹命運「青面獠牙」的一面。

他事後回憶:「當年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,但我死皮賴臉地待在電影圈,繼續從事這一行,當時機來了,就迎上前去,如此而已。就這樣耗了6年,心碎無數,卻一直懷著希望。」

1986年1月,太太惠嘉畢業,李安一家在紐約

所以這6年,是被他戲稱「吃軟飯」的6年,更是妻子林惠嘉,這位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生物學博士願意相信,也是李安,一個執著的電影人,值得被相信的最好註腳。

《選擇原諒》中說:有種人是鳥,會降落,只為再次飛向遼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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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重水復,他終於迎來了人生的柳暗花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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